“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 | 张国安：田余庆先生历史研究方法与风格试探
作 者 | 张国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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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劲 | 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孙正军 |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旧史家评判人物和事件是最容易流于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因此被曲解，田先生则是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什么是敏锐眼光呢？田先生指出：“王国维引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的两句诗‘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称为‘政治家言’。又引唐彦谦的《仲山》里的‘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称为‘诗人之言’。……‘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这也就是祝寿会上何德章说的“横的看看，竖的瞧瞧”。
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且大体上辈分分明，统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反复读《太祖纪》等篇目（因为主要资料也只有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能找到），并且反复思考，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大话题。……“真人代歌”……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这自然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这个（离散部落）如此被史家重视的大问题，一共才有三条明确的但是语焉不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条是从反面说的。
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包括传说的、考古的，而后从各角度反复榨取史料中的信息。
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此问题中会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离散部落”之举看来与子贵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却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挂起钩来一起讨论。……我认为所谓离散部落……实质就是这样。
借用人类学的事例进行探析，并注重对文献中常情与特例的分析与剖析。
用默证来相对说明一些问题。
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思维进行丰富的联想和大胆的想象，丰富的想象力特别重要。
以超凡的悟性悟出文献记载之外的东西，追寻隐含于历史之中的脉络、线索，等等。
以政治学的宏大视野审视其结构、过程、背景等，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的色彩。
田先生的成就虽说主干在政治史，但涉及的相关领域也有独到、精彩的解释、分析，可谓是一种总体的政治史。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奠定了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笔者尝试将其浓缩为5个词10字——结构、角色、功能、冲突、变迁。在结构中，对不同角色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对各种冲突及其变迁进行追索、钩沉和研究。其政治史研究突破了实证史学的藩篱和束缚，解释的圆融、分析的深入尤具现代西方史学的风采，其成果达到了科学与艺术近乎完满的统一。“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工艺品，又像是交响乐。比为工艺品，是因为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表述精致，遣词造句多经推敲，分寸感把握到位，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美感，可谓‘华而有实’。……比为交响乐，是因为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起承转合，错落有致，使读者循序渐入佳境，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二十多年以来，已出至第5版，“虽不曾洛阳纸贵，但行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成为史学著作的长销书。在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中，这是罕见的。但何以如此，则未见解释。笔者认为，田先生对人性的理解和分析十分透彻，诸如心理分析犹见功夫，使人产生了深澈的人性共鸣。每读田著，一拿在手常常欲罢不能，总是想尽快读完，感觉宛如读侦探小说。而晚年完成的《拓跋史探》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趋深邃，运思行文则从畅达明丽转为沉郁伤感，更极其醒目地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共生与发展、物质增长与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题”。该书将田氏的方法和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到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
传统史学有一个重要说法叫“知人论世”。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人置诸所在的时代中去研究，实即知世论人。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史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不同，丰富的阅历对于研究者不是负担而是优势，《史学导论》就有“历史学家的生活阅历”一小节进行了总结：“对过去的人进行移情的能力是以某种自我意识为前提”，“广泛的经验是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在历史编撰大体局限于政治叙事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历被广泛视为对历史学家最好的培训。……正是多样的经历……真正能够提高对过去的理解，以致历史学家想象力可及的范围是与对过去生活状况和心态的认知范围存在着某些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历史学家通常的培养模式很少考虑这种要求。”而哲学上，知行关系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许多东西不行不能知。“生活经验丰富，了解当代社会最深的史学家，是最能了解过去社会的史学家。……以情理的当然与否以批评往事的是否可信，是史学家极重要的一个标准。”“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
田先生同时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治学环境。他与周一良、祝总斌两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而与多位高明学生的教学相长使得田先生深入北魏史，产生了《拓跋史探》这样杰出的论著。笔者体会，田先生在政治史上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与他自身超凡的悟性、性格、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性的感悟，对社会、体制运作的理解密切相关，一旦良机降临，其成果就喷薄而出。田先生一生既善处兴废，也颇得幸运之神眷顾。他的政治史研究成就获得中外史家一致嘉评，人性引起的共鸣才是这部专业书籍广受好评并持续畅销的深层原因。
田著显得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政治学的角度并与之相结合，有着明显而又被现今学界忽视的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色彩、视野和构架。它探讨东晋门阀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形成、演变等，着重于空间与政治的关系，联系新与旧等因素。“门阀政治”本身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学概念，而不像其他人更着重其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东晋门阀政治的体系始终有一个西方贵族政治视野的观照，只不过田先生着墨甚少，与此同时，田先生并没有忽视皇权专制这个中国社会的特点。今人喜欢把一些大师的成就简化为“模式”，如果文化史、社会史的模式成立，那么《东晋门阀政治》就是一种政治史的新模式，其中内含了明显的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的构架、元素及其思维。田先生其他散篇的政治史论文中这种色彩也是清晰可见的。《东晋门阀政治》中《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等，《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东三郡与蜀魏历史》，《北府兵始末》，《拓跋史探》中《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等篇章，直到2013年年初的《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依然带有地缘政治的浓厚色彩：“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基础训练，应该是后来田先生政治史研究异于其他历史学学者的一个优势条件，可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这应该是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
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体，所以又称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而“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在1917出版的《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他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乃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依据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一度衰落，但至今仍通行于西方世界，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是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鲜少运用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仍有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去经营政治的手段和方法的。笔者认为，先生是结合了门阀、地理等因素，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东晋政治史的研究。这并非笔者臆测，田先生恰恰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呆过一年，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田先生列在1945年政治学系一年级名单。该系的教授大都是海内外的知名之士，主任是张奚若或钱端升。一年级开设必修课“政治学概论”，六学时，应是龚祥瑞（留学英法）或王憨愚（留美）所授，虽然只有一年，依课时量看应该算大的。二年级开设近代政治制度，六学时，应是钱端升所授；中国外交史，六学时，应是邵循恪所授。“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这些西洋内容应该就包含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围，尤其是关于地缘政治学的部分，因为它是当时的显学。虽说田先生当时处在颠沛流离状态，又胸怀大志，念不在此，但上了一年课竟然没有收获恐怕是说不通的。只不过不在当时，而在异日。“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如果有人因田先生没有强调过而怀疑，则我要说：“得鱼而忘筌，是之谓也。”此等事例非只孤例。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优点，论者已多，细心的读者自当早有体会，这里就不再重复。笔者在此稍谈些许不足：“门阀”和“士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第一版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第二版因易导致误解而删掉。而“士族专兵”中的士族也应指门阀士族，似应代之以“门阀”为宜，“士族专兵”的概念似乎应该改为“门阀专兵”，否则，依然还是会导致不少误解的，例如，桓氏专兵与刘裕专兵性质会一样吗？书中不乏这样的用法。在该著的体系上，田先生经多年思考，认为应补上“温峤与江州”一章，惜乎未竟其志。但拙意本应有关于皇权——司马氏的一章，东晋皇权虽然衰微过甚，但其自身心态及其与门阀的互动应该仍有待发之覆。如《资治通鉴》载：庾亮杀南顿王司马宗，“宗，宗室近属；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失远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庾太后“持尺威帝”条。几岁的天子就对门阀产生了如此奇特的情绪，说明皇权并不甘心仅仅是垂拱的地位，皇权和门阀有着一个动态的变化关系。皇权有着传统的合法性（正统）的天然优势，门阀相争中外戚的优先就切实证明了这种优势的存在，王敦、桓温都是驸马，庾氏是外戚，而外戚在干预皇室事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虽然我们并没有太多史例来具体说明。另如，明帝、成帝之时，皇权、门阀和流民三种力量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三角关系，“苏峻之乱”的性质是流民帅和皇室联合对抗门阀政治。这些应该是颇有看点的问题。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过于注重孤峰顶上的独创心得，可能没有索隐发微的玄机，故而对皇权的分析就显得不够十分充分。当然，书中对皇权自然不乏画龙点睛或点到为止之笔。但如不深加考究并给其应有的篇幅，恐难说门阀政治的体系就尽善尽美，这对于不便随时请益的槛外学者或初学之人，理解起来会产生滞碍。
《论郗鉴》一章，祝总斌先生称赞说：“论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笔者十分赞成，但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郗鉴的谨小慎微是否与其曾经担任过被时人视为篡逆的赵王伦的掾属和其叔父郗隆担任过赵王伦的扬州刺史有关？《晋书•郗鉴传》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而附传则说：“隆少为赵王伦所善……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将士愤怒……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那么赵王伦篡后，郗鉴到底是“闭门自守”还是仍为“赵王掾”似乎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屑枝节。陈郡谢氏并不曾与司马共过天下，因其没有过对上游的经营，故其发育是不完整的。
对于桓玄及其代晋的历史意义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门阀政治并不注定由谁来终结，也不必然是刘裕这个次等士族的阶层来完成。门阀政治是一种变态，这种变态是门阀与皇权的动态平衡，历史的大趋势是向皇权政治回归，实则意味着应该由门阀士族来完成才更合理，王敦、桓温都是在条件大体具备却因年迈病死失去了这样的机缘，而雄姿勃发的晋明帝也曾短暂地伸张皇权却英年早逝。桓温之子桓玄属于门阀士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的代晋虽然短暂（即使我们不愿意称其为皇权），但他的短命政权确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因为这里找不到司马垂拱这一门阀政治的必要条件，而是终于有一家门阀压倒了司马氏皇权，其他门阀也失去了平衡与制衡，除了羊孚表示过无足轻重的反对外，其他门阀都俯首在桓氏之下，即使刘裕也曾对“禅代”表示“首肯”。所以，门阀政治的终结是由桓玄完成的，史实如此，逻辑也是如此。此后的刘裕、刘毅也好，孙恩、卢循也罢，都属于次等士族，但义熙之政肯定不能归诸门阀政治这个概念，它也确然不是皇权政治，属于过渡期。当然，历史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出现新门阀，刘裕也附庸风雅而谈玄，若真如此的话，历史重归门阀政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刘裕虽然恢复了司马垂拱，但门阀专兵这个条件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内外部条件和时间因素都没有使刘裕成为新出门户的新门阀。实际上，桓玄的不幸是因为他与一代雄枭刘裕处在同一时代。就五朝人物而言，称桓玄为萧道成之流亚并不过分。旧门阀虽然腐朽，也不时会出现杰出人物，放眼望去，谢晦专兵是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人。而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其“有大功于天下”，满足了南方各阶层的心理，也认可他取代司马氏成为新的皇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刘裕出身之卑微，恐怕是断难取代司马氏的。
这里，顺带谈及一个争议话题，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陈圣荣《重读〈东晋门阀政治〉》指出：陈寅恪对田余庆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的观点完全承袭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而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认为“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此恐失于搜检。首创权无疑属陈寅恪，但考察田、陈二先生的经历和《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初次出版的时间——1987年（这时田著早已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田先生有可能接触的则是陈寅恪50年代初为教育部所著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但该书并未系统涉及这一观点，故流民因素仍有可能是田先生的独立发现。
四、史学理论的视野：
才学识德、高而平衡
史才，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编排。李剑鸣归纳说：“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把宏大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史料考辨、出色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境界。他的文章也写得极为考究，布局精审，多线交织，判断周密，行文典雅大气，‘形散神不散’，字里行间潜藏深意，读毕令人回想。”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历史学家中应该算是超一流的，这是田氏风格必备的一大特点。祝总斌先生是少数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人，“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指《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文字的能力够不够，关乎到能否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而“文笔优美的作品并非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附加项或额外的加分。它是历史编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没有很好的文字运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源自历史想象力发挥的深刻认识——关注细节、调动情绪的能力、性格和氛围的描述以及制造悬念的手法——这些都是在富有想象力的编撰中获得最充分展现的素质”，“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这正是使历史学感到棘手的地方”。田先生对此事是极为重视的，“写文章，还要在技术方面多下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后，要把它组织成为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文章写成之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历史文章当然是科学，但历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话，它应当成为艺术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好东西真正推销到社会去。文章要挤掉水分，力求紧凑通顺，减少疙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要紧的是思路的通畅，章法的严密。这是关系到文章说服力的很紧要的问题。你的东西也许是原料很好的一块玉，还要雕琢得好，才受欢迎”。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多的高识，但却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并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做到的。而田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虽然不见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先生总能找到贴切、准确、合适的语言把他的考订描述清楚，分析展示出来，田文有简洁、明晰、准确、凝练之美。
史学，田先生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无需笔者赘述。众所周知，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现状面临着困局，对于真正矢志于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竭泽而渔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田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认识、评论，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所论虽限于东晋，但引用资料，除有关正史、《通鉴》、《华阳国志》、《建康实录》、《世说新语》、《全晋文》等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览》等类书，《搜神记》等小说，《水经注》等地理书，《通典》等政书，《高僧传》、《抱朴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种诗文、笔记、补表，以及现代、港台、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著。笔者粗略统计，共约百余种”。
新材料的发现，一般人多止于新问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则不然，“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旧主客，依阶级分析观点，他们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而用政治学的观点读《檄吴将校部曲文》、《上汉帝表》等，就读出许多内涵。这些旧资料经过分析，新意迭现，体现出“大匠手下无废料，良医之门无废疾”之高境界。处理史料方面，论者已多，皆谓先生考证精详，辨析入里等，祝总斌评曰：“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阎步克则谓：“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陈圣荣：“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
陈寅恪曾说：“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胡宝国受田先生谆谆教诲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这确是先生的一个特点。但我觉得尚可补充的是，田先生对文献记载中的常态、变例和特例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与变异，并恰当地运用默证进行推理。默证即从原始资料的沉默中进行推理，其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难点，其“关键在于根据原始资料的沉默来说明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于说明某些事实确实发生过。……通常说，缺乏任何记载证明那种事实的发生实属寻常。这种推理形式的不可靠性甚至大于根据原始资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断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上文所举的例子说明田先生运用默证能力的娴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觉得田先生对文意的理解细致入微。不轻易否定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纳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对“五马渡江”建立东晋的三种不同说法的处理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
史识，上引阎步克撰述的词条已有充分说明。张帆称赞田先生说：“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用胡国宝的话说就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田文所得结论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外，但确属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赞成的学者也无从反对。
田先生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最擅长的一面，对于西学的了解应该不少，这正是笔者欲亲自向先生求证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疑点。笔者推测是先生谨慎、低调的处世风格所使然，先生常称“藏拙”，实际上，其缜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理论构架等部分来自于几十年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西方学术一个大的派别，即便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对于中学来说，也是西学的一个支脉。有人会问：那中国学兼中西的人岂不就太多了？那也不然，笔者细读田著发现，田先生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备现代政治学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显的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构架和影响，这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点自然来自于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所受的政治学训练。而在近期关于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个西方历史的观照：“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只有一篇《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学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背后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支撑，田先生也不例外，“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大时代使得田先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深，“50年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到80年代中期，田先生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经丰富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形成了我们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尺度。”80年代之后，田先生能把西方的非主流理论及西方现代政治学视野融入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正如田先生评价陈寅恪一样，“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西学的贯穿，田先生的许多卓越见识或许就成为另一部类似《廿二史札记》的著作。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的方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这是辩证否定观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田余庆先生晚年的总结《我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的两点论就是明证。谢一峰对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引用《矛盾论》已有阐述，实际上，该著对对立统一规律也有充分的运用，对诸如皇权与门阀、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仍能看到这种影响：“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是对必然性的探求。“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这里体现的还是对立统一。
走出近代进入现代
中国现代学术史基本上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辛酸史，中国人引进西方的东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最先进的即便是被少数中国人掌握并引进，其人、其说的影响也颇为微弱，难以光大学界，这在史学界就非常典型，胡适来自于美国新史学发源地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对新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因文哲成就爆得大名，遂执学术界之牛耳，而学贯中西、卓异超凡的王国维、陈寅恪只是以大专家的身份聊备一格。而陈寅恪在学术界走红的因素主要还不是来自于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几国别人都不懂的、可以用来考据的语言功夫。
历史科学的定义多种多样，历史指过去并无异议，但关于“科学”如何定义则异说纷呈，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类似于古代乾坤袋一样的东西，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如顾颉刚因几次算命准确后把算卦称之为民间科学。但主流则是将其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将历史学和生物学并列，这来自于西方，“我们的前辈，如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科学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进入1950年代，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减弱，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占据了统治地位。柯林武德评价这一理论的弱点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由此，历史学界有了两个流派，“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他们都堪称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中气不足”。
近代的科学史学（即实证史学，二者本来不同，但大多数人视之为一）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之后，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搜集到的事实编排、呈现出来，历史就自然出现。最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张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我们反对疏通（指解释）”等等。20世纪现代史学的发展证明这只是19世纪史学界的幻想。
为了纠正偏失，西方兴起了解释学史学，它指用解释学理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其本义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的传统史学，解释学最早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到西方近代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19世纪的兰克学派虽然忽视理论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方面的释义、诠注技巧，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比兰克成名稍晚的德罗伊森，反对兰克的主张，强调历史解释，成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二者丝毫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历史是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后，解释学史学就特指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简单说，历史是解释之学。“西方近代史学家时时谈及‘直觉’（in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专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历史的艺术方法。”“史学家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上去，也可以适度地运用‘想象’。……纷纭的资料，融合在一起，靠想象力，资料所缺失的，尤其靠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其无阙无漏”。
长期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就受到这种史学思想的较大影响，这种方法陈寅恪在1930年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此文虽就冯友兰哲学史而论，但完全是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阐述，这明显来自于他在德国的经历。
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来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历史是科学的论调，开始占尽优势”。现在，“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很明显，实证主义者要求将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严格分离的规定，在历史学中是行不通的”，“逻辑经验主义（也叫做证实主义）的拥护者把自己禁锢在该标准之内，并且由此怀疑所有那些不属于实际经验证实范围的表述，把它们视为无意义的，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证明是致命的。已经证明，要想使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科学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观察性和经验证实的紧身衣。强调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特别重要，因为经验主义方法对它极其危险”。对科学性质产生的新认识，“重要的是，今天的科学家大多已达成共识。实证主义理论仍然在外行的科学观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科学家共同体中已不再具有多大说服力”，“科学方法是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对历史学家而言，相比过去的科学定义，这是一种更接近他们想法的科学定义”。
“史无定法”这个词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一门科学会成为这个样子？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古朗治和贝尔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它的学科特征；约翰•托什说：“历史学本质是一门具有极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学科，它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想象力以及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产生让史学界共鸣、赞叹，让非专业人士奉为典范的影响，就在于他悟出、达通了现代史学的精髓，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合辙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的不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其普遍性，科学的真理超然于科学家的思想而不受态度与情绪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则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解释相同的证据所得的结论常常会异彩纷呈，甚至因思想、态度、情绪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田先生在他个人的研究中将历史学又从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其方法合乎西方现代史学中解释学史学（或称阐释学史学、释义学史学）的套路。田先生对这种方法运用是非常娴熟的，升华了实证史学刻板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以及“论从史出”的信条，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巨大作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也许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假设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在历史学中，想象力被允许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绝非仅局限于假设的提出上，而是渗透于历史学家的思维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逻辑和批判技能的同时，具有移情和直觉方面的素养。……研究者形成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敏锐想象力……源自于长期钻研历史资料形成的一种想象构图。”“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他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地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这在《拓跋史探》中相当明显，胡宝国盛赞田先生，说：“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缘于“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田先生的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寻找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把现有资料利用到了极致。在精详的细节考据之后，进行合乎历史大势、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论，他的论证几乎没有漏洞，建立起依据现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优解释。即使有怀疑，甚至不相信者，但这些读者很难不服，因为他们很难找到系统的反对理由。田先生在《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中说：“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
史学的专门化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或一块），近几十年来的情况特别明显，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理路漠不关心，仍然抱着近代式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对现代史学而言，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西方史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学风格中，解释的完满、分析的透彻都展现出现代史学的魅力。而“现在史学家所共认的，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术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的。科学与艺术在历史研究上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相容而并存，这应是史学所到达的伟大境界，将近两百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遂真正有了收获。”《拓跋史探》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和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缺少一个《后论》那样的宏观性总结。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来说，能有如此精彩的“谢幕演出”，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而从近代实证史学的观点看《拓跋史探》，确实会产生其真实程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问题，如何评价实证史学，笔者在此置之不论。就好比一个极品厨师开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将一堆别人弃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过的人大都感觉既好又过瘾，但也有境界不一样的人却说：感觉好是好，只是不实在。
田先生的论著都是苦心孤诣之作，充满了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一定还有很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能写出真正历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学家。而真正的历史是在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史学家的天职是要尽可能将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及事实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揭露出来。“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田先生的史学实践验证了西方史学的一句谚语：“任何傻子都可创造历史，而历史则待天才而写。”